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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电报(五)
黎烈军 2020-08-21 《邮电文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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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电报员发报景观(图片来源:中国电信博物馆)

此外,李鸿章办电报还抵制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电信的侵略,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电信主权。有关这方面,前文已有论及,此处无需赘述。

总之,应该说,李鸿章办电报,功不可没。相当长时期里,由于李鸿章被戴上“卖国贼”的帽子,他的诸如办电报的功绩很少或不曾被人提及。历史的功过是非,我们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
当然,也应当看到,李鸿章倡导和主持近代电报事业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。其中主要有:一,在办电报过程中,李鸿章明显表现出一个封建政治家在近代化面前近代知识的贫乏。1882年英署公使格维纳请添设港至沪水线,李鸿章认为:“香港系英国属境,海面系各国公共之地,若欲添设水线,自无劝阻之理。”?他竟然把公海和领海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。诸如此类的无知,使李鸿章干了一些蠢事以至错事,并导致了国家权益的丧失。二,官督商办的方式也有一些弊端。其一,管理体制上封建性十分浓厚,管理机构叠床架屋,机构臃肿,闲散人员充斥其间,既虚耗经费,又降低办事效率;其二,电报局内封建特权盛行,如规定发报“官先商后”,官报免费,而“各省官报日繁,动辄数一百言,均列头等”,商报不得不转由外国公司水线拍发,结果“使可得之利转人洋商”,影响了企业的效益。?其三,清政府利用“官督”二字,任意勒索“报效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1884 年至1902年,电报局先后向清政府‘服效”142万多元,约占资本总额220 万元的64%。1885年李鸿章曾不得不承认:“溯自电报创设以来,实在功效,在官者多,在商者少”。?

但是,“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,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,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”。?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,就应该把人物和事件置于历史环境中,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如李鸿章近代知识的贫乏,这是一个时代特征的反映,在19世纪中后期,不只是李鸿章,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,相比之下,恐怕李鸿章的近代知识还是较多数人丰富。关键是,中国人当时走出自己的国门太晚,中国对世界太陌生了。长时间里,中国以“天朝大国”自居,昧于世界形势,不肯放下架子向先进文明学习,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,一种文化的悲哀。再如官督商办问题,固然这种方式弊端不少,但许多研究者藉此而一味指斥这种经营方式也是不公正的,在当时国家财政匾乏、社会思想保守的情况下,要办电报,官督商办虽说不上是最佳的方式,但应该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,要是当时没有李鸿章这样的大官僚在背后运用政府的权能苦苦支撑,中国近代电信事业要在十九世纪后期取得那样大的成就,是根本不可想象的,历史研究者对此不能没有清醒的认识。

(全文完)

注释:

?《交通史二二政编》第五童,第5页

?《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》,《洋务运动》(六),第355页

?《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》,《洋务运动》(六),第365页

? 列宁:《论民族自决权》(1914年),《列宁选集》,第2卷第512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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